- 指南册汇集多个器官系统的 HER2 检测、判读与报告证据;评分标准需结合肿瘤类型、标本类型及拟用治疗。
- T-DXd 与 DESTINY-PanTumor 改变了检测需求;低表达和超低表达的判读仍受观察者及检测方案差异影响。
- 统一报告需要保留亚专科细节;原文同时讨论了固定时间、冷缺血时间等分析前问题。
Karen Titus
为何需要这本指南册
尽管许多人可能已记不清,但 HER2 免疫组化曾经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早在 1998 年 9 月,FDA 就同时批准了曲妥珠单抗(Herceptin)和首个伴随诊断检测 HercepTest,后者用于确定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能否接受这种新药。
强阳性(3+)结果为患者接受治疗亮起绿灯;不确定(2+)结果则意味着需反射性加做原位杂交,以寻找基因扩增。
这是开创性的进展吗?是的。令人振奋、激动吗?也是。
当然,在随后几年梳理检测的复杂细节时,病理医师遇到了许多问题。尽管如此,从检测到治疗仍是一段相对容易走过的路。
那么,如今的 HER2 领域又是什么样呢?

「现在事情已经不再那么简单了,」Gulisa Turashvili 医生(MD、PhD)说。她主持编写了一本新的固体瘤 HER2 检测指南册(Turashvili G, et al. Arch Pathol Lab Med. 2026 年 6 月 19 日在线发表。doi:10.5858/arpa.2025-0593-CP)。尤其是包括 T-DXd 在内的抗体偶联药物的出现,使病理医师及其临床同事如今需要走一条更具挑战的路。
Turashvili 医生说,这也正是编写新指南册的缘由。她是麻省总医院布莱根医疗系统的妇科病理亚专科主任,同时担任麻省总医院及哈佛医学院病理学系病理学副教授。这是生物标志物报告项目组的工作成果,也是该组的首篇出版物;项目组成员来自 CAP 的多个委员会(肿瘤、病理电子报告、免疫组化、中心指南及分子肿瘤学委员会)。Turashvili 医生是肿瘤委员会的共同副主席。
团队评估了多个器官系统中 HER2 检测、判读与报告的现有证据。CAP 目前使用的 11 份生物标志物报告模板中,有 7 份包含记录 HER2 状态的项目,涉及乳腺、结肠/直肠、胃、胃肠道间质瘤、妇科、头颈及非小细胞肺癌。正如作者们指出的,这些涵盖广泛的项目使病理医师难以兼顾不同的评分系统、指导恰当治疗,并向临床同事提供清晰、简洁的 HER2 报告。
或者,说得更直白些,「这一切都很有挑战,」Turashvili 医生说,「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
考虑到 HER2 检测的复杂性、涉及的器官系统数量,以及知识更新的速度(例如,通过 IHC 识别 HER2 低表达和超低表达状态的兴趣迅速增长),Turashvili 医生认为,这本新指南册几乎会对所有从事生物标志物检测或固体瘤工作的人有所帮助,尤其是正在执业的解剖病理和外科病理医师,无论他们在学术中心还是社区机构工作。「我们大多数人确实都会收到包括 HER2 在内的生物标志物检测申请。」
临床医生也可能发现这本指南册很有用。
「我经常遇到一些问题,或参与一些讨论,明显能感觉到其中对固体瘤 HER2 评估究竟如何进行存在误解,或者缺乏理解,」她说。临床同事可能并不了解,病理医师为了判断肿瘤是 HER2 阳性、阴性还是低表达,会对不同肿瘤切片或不同肿瘤类型采用不同的标准。
「在得出最终结果之前,必须谨慎选择适用于每种肿瘤类型的评分标准或评分指南,」她说,并补充道,这一点也可能令病理医师感到困惑。
她说,在主持指南册编写的过程中,连她自己也遇到了一些意外。「我知道这件事很复杂,但可能还是稍微低估了把这一切整合起来的难度,」她笑着说。有时信息相似,呈现方式却不同;有时信息又存在细微差别。她也由此深入了解了自己专科以外的 HER2 检测。「因为我只从事乳腺和妇科病理工作。」
她也不愿忽略这本指南册对各亚专科培训医师和专科进修医师的价值。「很难想象,有谁的工作只要涉及生物标志物评估,却不会从这本指南册中获益,」她说。
器官系统评分的复杂性
在不同器官系统中评估 HER2,更像是一场意式漫步:在各种临床场景和不断演进的靶向治疗背景下,医生需要与相互交叠的样本要求、检测方法、IHC 和 ISH 推荐评分标准,以及各种阳性定义打交道。
难怪医生们会为各种问题和误解所困扰。
Turashvili 医生说,核心问题是为每位患者确定合适的靶向治疗。她补充说,抗体偶联药物(ADC)的出现意味着,病理医师需要根据临床医生考虑的治疗方案,采用不同标准评估病例。

「关键确实在于细节,」她说。指南册并不回避这些细微之处。对于其中涉及的器官系统,作者们分别介绍了 HER2 检测的历史概况与当前适应证、待检测样本、IHC 和 ISH 评分算法、疾病特异性考虑因素以及未来方向。(指南册还讨论了细胞学标本的 HER2 检测,以及新出现的机遇与挑战,包括 HER2 ISH 中的数字病理,以及通过 DNA 和 RNA 测序及基于聚合酶链反应的方法检测 HER2 基因扩增。)
Turashvili 医生以妇科肿瘤为例详细说明。一项于 2011 年启动的临床试验纳入了一组特定的子宫内膜浆液性癌患者;患者接受曲妥珠单抗这一抗 HER2 靶向药物联合化疗,「无进展生存和总生存均显著改善,」她说。
该试验采用经修改的乳腺评分标准纳入患者。「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所谓的妇科肿瘤特异性标准,或子宫内膜特异性标准,用于子宫内膜癌患者,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曲妥珠单抗治疗条件,」Turashvili 医生说。
然而,「这些标准与目前的乳腺标准并不相同。」如果不了解恰当的具体阈值,病理医师就无法通过 IHC 判定 HER2 阳性。「不过,大致可以说,通过免疫组化判定 HER2 阳性的阈值,高于我们目前用于乳腺癌的阈值——基本上,HER2 蛋白过表达的阈值是 30%,而不是 10%。」
最近,DESTINY-PanTumor02 试验仿佛点亮了全场灯光,显示 T-DXd 对多种固体瘤具有治疗价值,包括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和宫颈癌。随着 T-DXd 应用范围扩大,细化评分标准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胃/胃食管评分标准被用于多种情境。
对于子宫内膜癌,「有两套胃评分标准,」Turashvili 医生说。「手术标本和活检标本的标准不同。它们仍然是胃评分标准,但要根据所观察的标本类型略作调整。而这些标准又不同于[前述]乳腺标准,也不同于子宫内膜特异性标准。」
另一种常见误解可以追溯到乳腺癌 HER2 检测的最初阶段,当时 IHC 2+ 的肿瘤会反射性加做 ISH。
Turashvili 医生解释说:「胃评分标准的巨大差异——也是人们容易困惑的地方——在于 DESTINY-PanTumor 试验中使用的胃评分标准并不要求 ISH 检测。对我们病理医师而言,这意味着,如果对包括子宫内膜、卵巢、宫颈在内的固体瘤应用胃评分标准,就不需要对 2+ 的肿瘤做原位杂交,因为应遵循该试验的标准。」
她说,这种转变「真的很难一下子理解」,因为对乳腺病理医师而言,在 IHC 2+ 后加做 ISH、以确定患者是否符合治疗条件,已经成为习惯。「T-DXd、ADC,以及 DESTINY-PanTumor 试验,改变了一切。」
这种剧变凸显了另一个重要观点,她和共同作者在指南册中对此作了明确说明。Turashvili 医生说:「无论是哪种肿瘤类型,在报告 HER2 结果时,都必须明确说明采用了什么标准得出这个评分。」仅报告阳性或阴性,甚至仅注明评分,「已经不够了,因为现在一切都复杂得多。」
Turashvili 医生说,尽管指南册列出了许多差异,HER2 检测仍有一些共通之处。
谈到 DESTINY-PanTumor 试验和 T-DXd 治疗,她说:「所有这些肿瘤都可以按胃评分标准评分。」例如,在妇科肿瘤中,「无论我看的是卵巢癌还是宫颈癌,只要知道临床医生正在考虑 T-DXd,就不必担心要应用不同的评分系统,」她说。同样,如果病理医师评估的是尿路上皮癌,并知道患者可能接受 T-DXd 治疗,「就会采用与卵巢癌完全相同的胃评分标准。」
简言之,关键在于拟采用的治疗。她说,如果病例涉及固体瘤和 T-DXd,「那么我会使用胃评分标准,并且只看 IHC。但还是要记住,手术标本与活检标本的标准略有不同。」
HER2 低表达、超低表达与 DESTINY-PanTumor
DESTINY-PanTumor 试验和 T-DXd 的日益广泛应用,引出了另一个讨论方向:HER2 低表达和 HER2 超低表达意味着什么?如今,这确实很重要。
此前,关注点主要在乳腺癌和曲妥珠单抗上,IHC 评分为 1+,或 IHC 为 2+ 但 ISH 未检出基因扩增的肿瘤,都被视为 HER2 阴性(如今归为 HER2 低表达);这些患者接受其他治疗,也就是不使用曲妥珠单抗。
而 IHC 评分为 0,传统上被视为阴性结果,意味着患者不被认为符合任何 HER2 靶向治疗的条件。但随着 ADC 的出现,厘清较低评分的具体情况变得重要。CAP 肿瘤委员会修改了乳腺生物标志物报告模板,以涵盖这些低水平 HER2 表达。Turashvili 医生说,过去 0 分意味着不足 10% 的肿瘤细胞出现几乎难以察觉的不完整染色,或者完全没有染色。2025 年,他们将 0 分拆分为两类:0 分定义为阴性、无细胞膜染色;0+ 分则表示阴性、伴细胞膜染色。
「五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现在会这样做,你会说,这说不通。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些?这就是 0 分啊,」她说。但现有的治疗选择使这种区分变得重要。
Turashvili 医生接着说,必须认识到,低水平表达的评估可能存在观察者间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同免疫组化方案可能得到不同结果,」因为 HER2 抗体、染色平台和检测系统各不相同。她指出,「仅仅是实验室不同,也可能如此。即使使用同样的抗体、同样的检测系统和同样的平台,在同一个组织蜡块上做 HER2 IHC,对于组织中极低水平的 HER2 蛋白,仍可能得到不同结果。」说到底,HER2 IHC 并非识别组织中极低水平 HER2 的理想检测方法。「但它是目前临床上唯一可用的检测。这是一个巨大的局限。」
Turashvili 医生把这个问题称为两个「房间里的大象」之一,也就是明显存在却少有人谈及的问题。
HER2 IHC 原本是针对识别 IHC 3+ 肿瘤而优化和验证的,但显然,其应用已扩展到低表达病例。「我们并不经常谈论这一点,」她说,尽管她自己并非如此。「哦,我一有机会就会谈到它,」她说。「人们需要明白,这不是一项完美的检测,而且在涉及低水平 HER2 表达时,它甚至可能不是一项合适的检测。」
更多瘤种与标本处理的挑战
乳腺肿瘤显然已得到充分研究,也为人熟知——考虑到其历史地位,可以把它们看作 HER2 相关肿瘤中的乔治·华盛顿。对各类妇科肿瘤和胃肠道癌的认识也在加深。但其他涉及 HER2 的固体瘤,虽然也在指南册的覆盖范围内,却未受到同等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数据有限。
尽管如此,Turashvili 医生希望这本指南册能帮助拓展医生的认识。
「如果患者已经没有其他治疗选择,」她建议,「可以查阅指南册,了解到尿路上皮癌也可以接受 HER2 靶向治疗。」睾丸癌、前列腺癌、肾癌、头颈癌和肺癌也是如此。相关信息汇总在指南册的表 1 中。
「有些人没有意识到,」她说,「尤其是那些并不从事所有这些不同亚专科工作的人,即使是罕见肿瘤类型,」HER2 靶向治疗也可能成为患者一线治疗之外的选择。
她说,正如指南册所明确指出的,每种标本都有各自的挑战。这引出了病理实验室中的第二个「大象」。
这头「大象」与固定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有关,这两项分析前变量在乳腺癌标本中长期受到追踪。她指出,记录这些变量至关重要,也是 CAP 认可实验室的要求:缺血时间应少于 60 分钟,最佳固定时间为 6 至 72 小时,相关信息应纳入病理报告。
「然而,我们并不追踪妇科标本的固定时间或冷缺血时间,除乳腺之外的其他类型标本也一样,」她说。「我们不太讨论这件事,但从逻辑上说,它对其他标本也应该重要。不过,我没有数据支持这一逻辑推断。」
固定不足在显微镜下相对容易识别,过度固定则不然。她说,这可能造成问题。「如果做了染色,结果全是阴性,而且完全说不通,人们可能会怀疑是不是固定过度。」但在试图区分 1+、2+ 和 3+ 结果时,过度固定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统一生物标志物报告的挑战
就像那个关于森林里倒下的树的著名问题一样,检测结果需要清晰的报告,才能体现其意义。指南册也探讨了设计统一生物标志物报告格式、以涵盖不同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Turashvili 医生领导 CAP 肿瘤生物标志物报告项目组,该组的任务是优化肿瘤规范中的生物标志物报告。
「我们最近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包括 HER2 在内的生物标志物报告的协调统一和标准化,」她说。事实上,HER2 是一个主要例子,「因为它可能是不同肿瘤类型中检测最多的单一生物标志物之一。」
「理论上,或者理想情况下,应当创建一个单一的 HER2 报告模板,供不同亚专科的病理医师用于不同肿瘤类型。」
但理论和现实这对舞伴可能并不合拍。「我们并不总是对所有这些不同肿瘤类型采用同一评分系统,」她说。同样,针对某一特定肿瘤类型,通常会检测一组或一个组合的生物标志物,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HER2。例如,子宫内膜癌病例会检测 p53、错配修复蛋白、ER 等。「这是一个特定的染色组合,并不一定适用于乳腺癌,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对乳腺癌做 MMR 或 p53 检测。」
困难就在这里:当病理医师还需要为某种特定肿瘤类型加入其他标志物时,如何使用单一的 HER2 报告模板?
Turashvili 医生补充说,即使有了单一的结构化报告,仍有其他问题。根据临床医生考虑的治疗方案,使用多种标准并不少见——例如,一份结直肠癌标本可能同时涉及胃评分标准和 HERACLES 标准。将不同标准纳入报告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她说,这些问题尚无定论。「我们正在努力。我不知道现在的答案是什么,也不知道最终会拿出怎样的方案。」一种可能是使用内部模板,提供采用不同评分系统的选项。「这样,理论上,我们就能构建肿瘤特异性的结构化报告,选取适用于相应肿瘤类型的部分。但即便如此,也会面临挑战,」她承认。
开发一个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所有人的单一结构化模板,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吗?
「大概是有办法的,」她思索着说。「而且确实有这种需求。有一个协调统一、标准化的系统是好事,但不能以丢失报告中需要纳入的所有亚专科特异性细微信息为代价。我乐观地认为,我们会找到行得通的方案。」
指南册的起点与未来更新
如同首次登月一样,这本指南册是一次巨大的跨越。它是生物标志物报告项目组开发的首个成果;Turashvili 医生认为,这可能也是首篇总结不同固体瘤类型 HER2 报告的出版物。
未来版本将随着研究进展的起伏而变化,而这些变化难以预测。
「通常,从一项大型试验到下一项,需要一段时间,」她说。「但谁也说不准。最近发展实在太快了。」如果再出现一项类似 DESTINY-PanTumor 的突破性试验,「我们肯定就需要更新这本指南册。」
除此之外,「目前没有定期更新的计划,」她说,而是「一旦出现重要变化,使指南册中的说法不再正确,就立即更新。」
Karen Titus 是 CAP TODAY 特约编辑兼共同执行编辑。
Amy Carpenter 是 CAP TODAY 撰稿人。
- The guidebook brings together HER2 testing, interpretation, and reporting across organ systems; scoring depends on tumor type, specimen type, and intended therapy.
- T-DXd and DESTINY-PanTumor have changed testing needs; assessment of low and ultralow expression remains subject to observer and assay variability.
- Unified reporting must preserve subspecialty detail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preanalytical issues such as fixation and cold ischemic time.
Karen Titus
Why a HER2 guidebook is needed
Though it may test the memory of many, there once was a time when HER2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a relatively uncomplicated matter. Back in September 1998, the FDA approved both trastuzumab (Herceptin) and the first companion diagnostic assay, HercepTest, which wa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ould receive the new drug.
A strong positive (3+) result was a green light for treating patients; an equivocal (2+) result would mean reflexing to in situ hybridization to look for gene amplification.
Groundbreaking? Yes. Heady and exciting? Yes.
Naturally, there were many questions as pathologists sorted through the intricacies of testing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Nevertheless, it was a relatively easy hike from test to treatment.
And the HER2 landscape these days?

“Now life is not as simple anymore,” says Gulisa Turashvili, MD, PhD, who oversaw the creation of a new guidebook to HER2 testing in solid tumors (Turashvili G, et al. Arch Pathol Lab Med. Published online June 19, 2026. doi:10.5858/arpa.2025-0593-CP). The advent of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in particular, including T-DXd, now has pathologists and their clinical colleagues traversing a much more demanding trail.
Hence the new guidebook, says Dr. Turashvili, subspecialty director of gynecologic pathology, Mass General Brigham,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athology,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t’s the work—and first publication—of the Biomarker Reporting Project Team, composed of members of a number of CAP committees (Cancer, Pathology Electronic Report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Center Guideline, Molecular Oncology). Dr. Turashvili is co-vice chair of the Cancer Committee.
The team evaluated current evidence for HER2 testing, interpretation, and reporting in multiple organ systems. Of 11 currently active CAP biomarker reporting templates, seven (breast, colon/rectum, gastric,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ynecologic, head/neck, an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ontain elements for capturing HER2 status. As the authors note, these wide-ranging elements make it difficult for pathologists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scoring systems, direct appropriate therapy, and provide clinical colleagues with clear and concise HER2 reporting.
Or, to put it more plainly, “It’s all very challenging,” says Dr. Turashvili. “For all of us.”
Given the complexities of HER2 testing, the number of organ systems that are implicated, and the fast pace at which knowledge has evolved (case in point: the groundswell of interest in identifying HER2 low and ultralow status by IHC), Dr. Turashvili suspects that the new guidebook will be of use to nearly everyone who is involved in biomarker testing or solid tumors, especially practicing anatomic and surgical pathologists, whether in an academic center or in community practice. “Most of us do get requests for biomarker testing, including HER2.”
Clinicians could also find the guidebook useful.
“Quite often I come across questions, or I become part of conversations, where it’s obvious to me that there’s a misunderstanding or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how HER2 assessment is actually done on solid tumors,” she says. Clinical colleagues might not comprehend the various criteria pathologists apply to different tumor sections or tumor typ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tumor is HER2 positive or negative or if it has low HER2 expression.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scoring criteria or scoring guidelines that you apply to each tumor type before you come up with a final result,” she says, adding that this can be somewhat confusing for pathologists as well.
As she oversa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idebook, she says even she encountered a few surprises. “I knew this was quite complicated, but I may have slightly underestimated how challenging it would be to put all of this together,” she says with a laugh. Sometimes there was similar information, but presented differently. In other cases, the information was subtly different. And she also gained insight into HER2 testing outside her specialty. “Because I only practice breast and gynecologic pathology.”
Nor does she want to overlook the value of the guidebook for trainees and fellows in various subspecialties. “It’s hard to think of anyone who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biomarker assessment who wouldn’t benefit from this guidebook,” she says.
The complexity of organ-system scoring
Assessing HER2 for the various organ systems is more like a passeggiata, leaving physicians to interact with an overlapping mix of sample requirements and testing methodologies, recommended scoring criteria for IHC and ISH, and various definitions of positivity, in a variety of clinical settings and with ever-evolving targeted therapies.
Little wonder physicians grapple with ques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targeted therapy for each patient is the main question, Dr. Turashvili says, adding that the advent of ADCs means pathologists will need to work up cases using different criteria depending on what treatment the clinician is considering.

“The devil really is in the details,” she says. The guidebook doesn’t shy away from these finer points. For the organ systems covered in the publication, the authors include s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current indications for HER2 testing, samples to test, scoring algorithms for IHC and ISH, disease-specific consider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The guidebook also discusses HER2 testing in cytology specimens, as well as emerg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cluding digital pathology in HER2 ISH, and DNA and RNA sequencing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based detection of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Dr. Turashvili delves into the details using the example of gynecologic tumors. A clinical trial that opened in 2011 included a specific group of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serous carcinoma;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trastuzumab as anti-HER2 targeted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ith remarkable improvements in progression-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she says.
The trial used modified breast scoring criteria to enroll the patients. “So now we have this so-called gynecologic cancer-specific criteria, or endometrial-specific criteria, that we apply to endometrial cancer patients to determine eligibility for trastuzumab,” Dr. Turashvili says.
However, “These criteria are not the same as the current breast criteria.” Without knowing the appropriate specific cutoffs, pathologists can’t determine HER2 positivity by IHC. “But it’s probably sufficient to say that the cutoff to determine HER2 positivity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s higher than what we currently use for breast cancer—basically, it’s 30 percent versus 10 percent for HER2 protein overexpression.”
More recently, the DESTINY-PanTumor02 trial essentially turned up the house lights, showing that T-DXd had treatment value for a variety of solid tumor types, including ovarian, endometrial, and cervical cancers. As use of T-DXd has expanded, so has the need to fine-tune scoring criteria, with gastric/gastroesophageal criteria applied in a variety of settings.
For endometrial cancers, “you have two sets of gastric criteria,” Dr. Turashvili says. “Different criteria for surgical specimens versus biopsies. It’s still gastric criteria, but depending on what type of specimen you’re looking at, you’re going to modify the criteria slightly. And these criteria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breast criteria or from the endometrial-specific criteria.”
Another frequent misunderstandi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iest days of HER2 testing in breast cancer, when IHC 2+ tumors would be reflexed to ISH.
As Dr. Turashvili explains, “The huge difference with gastric criteria—and this is where people get confused—is that in the DESTINY-PanTumor trial, the gastric criteria did not require ISH testing. What that means for us as pathologists is that if one applies the gastric criteria for the solid tumors—including endometrial, ovarian, cervical—you do not need to do in situ hybridization for 2+ tumors, because you’re going to follow the trial criteria.”
The shift “is really hard to wrap your head around,” she says, given that it’s second nature for breast pathologists to follow a 2+ IHC with ISH to determine if a patient qualifies for treatment. “T-DXd, and ADCs, and the DESTINY-PanTumor trial, changed everything.”
Such upheaval drives home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one she and her coauthors make clear in the guidebook. Says Dr. Turashvili: “When one reports HER2 results, for whatever tumor type, it is essential to specify what criteria they applied to come up with a score.” Simply reporting a result as positive or negative—or even specifying a score—“is no longer enough because everything is now much more complicated.”
Despite the many differences outlined in the guidebook, HER2 testing also offers some common ground, Dr. Turashvili says.
Referring to the DESTINY-PanTumor trial and T-DXd therapy, she says, “All these tumors can be scored by gastric criteria.” Within the gynecologic tract, for example, “If I look at ovarian cancer versus cervical cancer, if I know that the clinician is considering T-DXd,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pplying different scoring systems,” she says. Likewise, if a pathologist is looking at a urothelial cancer and knows the patient might be treated with T-DXd, “they would apply the exact same gastric criteria that would be applied to ovarian cancer.”
In short,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the intended therapy. If a case involves a solid tumor and T-DXd, she says, “Then I use gastric criteria and just look at IHC. But again, keep in mind that there are slightly different criteria for the surgical specimens versus biopsies.”
HER2 low, HER2 ultralow, and DESTINY-PanTumor
The DESTINY-PanTumor trial and growing use of T-DXd have opened up another avenue of discussion: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HER2 low and HER2 ultralow? These days, it matters.
Prior to this, when the focus was primarily on breast cancer and trastuzumab, tumors that were scored as either 1+ by IHC or 2+ by IHC and negative for gene amplification by ISH were deemed HER2 negative (now considered HER2 low); those patients received a different treatment (i.e. not trastuzumab).
And scores of 0 by IHC, which traditionally were seen as a negative result, meant patients weren’t considered eligible for any type of HER2-targeted therapies. But with the advent of ADCs, it has become important to tease out the specifics of the lower scores. The CAP Cancer Committee modified the breast biomarker reporting template to account for those low levels of HER2 expression. Previously, says Dr. Turashvili, a score of 0 meant there was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tumor cells with barely perceptible incomplete staining or no staining at all. In 2025, they split the score of 0 into two categories: score 0 defined as negative with no membrane staining, and score 0+ denoting negative with membranous staining.
“Five years ago, if someone told you this is what we would be doing now, you’d say,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Why would you need to know that? It’s score 0,” she says. But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make the distinction important.
It’s important to realize, Dr. Turashvili continues, that low levels of expression can be subject to interobserver variability. “And more importantly, you may get different results with different immunohistochemical protocols,” given the various HER2 antibodies, staining platforms, and detection systems. And, she notes, “just different labs. Even if you use the same antibody, the same detection system, and the same platform, and you run HER2 IHC on the same tissue block, you may still get different results when it comes to very low levels of HER2 protein in the tissue.” Quite simply, HER2 IHC is not the ideal test for identifying extremely low levels of HER2 in tissue. “But it’s the only clinically available test we have right now. It’s a huge limitation.”
Dr. Turashvili refers to this issue as one of two elephants in the room.
HER2 IHC was optimized and validated for identifying tumors with IHC 3+ scores, but its use, obviously, has expanded to cases with low levels of expression. “We don’t talk about it very much,” she says—her own actions notwithstanding. “Oh, I talk about it every chance I get,” she says.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is not a perfect test, and it may not even be an appropriate test when it comes to low levels of HER2 expression.”
Other tumor types and specimen-handling challenges
Breast tumors are obviously well studied and well known—given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they might be considered the George Washingtons of HER2-related tumors. The various gynecologic tumors and GI carcinomas are becoming better understood as well. But the other solid tumors with HER2 implications, while covered in the guidebook, are less appreciated, in no small part because data on these are limited.
Nevertheless, Dr. Turashvili hopes the guidebook will help expand physicians’ perceptions.
“If patients don’t have any other treatment options,” she suggests, “one could look at the guidebook and learn that urothelial cancers can be treated with HER2-targeted therapy.” That’s also true for testicular cancer, prostate cancer, renal cancer, head and neck cancers, and lung cancer. The information is summarized in Table 1 of the guidebook.
“What some people don’t realize,” she says, “especially if they don’t practice all these different subspecialty areas, is that even with rare tumor types,” HER2-targeted therapies might be options for patients beyond first-line therapies.
As the guidebook makes clear, each specimen has its own challenges, she says. Which leads her to the second elephant in the pathology laboratory.
This particular pachyderm is tied to fixation time and cold ischemic time, preanalytical variables that have long been tracked in breast cancer specimens. Documenting those variables—ischemic time of less than 60 minutes and optimal fixation time of six to 72 hours—is critical (as well as a requirement for CAP-accredited laboratories), with the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pathology reports, she notes.
“However, we don’t track fixation time or cold ischemic time for gynecologic specimens, or any other types of specimens besides breast,” she says. “It’s not something we talk about too much, but it’s logical to think it would be important for other specimens. But I don’t have any data to support that logical assumption.”
While underfixation is relatively easy to appreciate under the microscope, overfixation is not. That could cause problems, she says. “If you’re doing stains and everything comes back negative, and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one might wonder if it’s overfixation.” But when trying to discern between 1+, 2+, and 3+ results, the impact of overfixation may not be obvious.
Challenges of unified biomarker report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ree in the forest, a test result requires a clear report to achieve meaning. The guidebook also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of designing a unified biomarker reporting format to cover alternative systems.
Dr. Turashvili leads the CAP Cancer Biomarker Reporting Project Team, which is tasked with optimizing biomarker reporting for the cancer protocols.
“One of the issues we’ve been discussing lately is harmo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biomarker reporting, including HER2,” she says. Indeed, HER2 is a primary example, “because it’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tested single biomarkers for different tumor types.”
“In theory, or ideally, one would create a single HER2 reporting template that can be used by different subspecialty pathologists for different tumor types.”
But theory and reality can be awkward dance partners. “We don’t always use the same scoring system for all these different tumor types,” she says. Likewise, there is often a set or panel of biomarkers that one would do for a specific tumor type, including but not restricted to HER2. An endometrial cancer case, for example, would include p53, mismatch repair proteins, ER, and so on. “It’s a specific panel of stains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work for breast cancer, because we don’t usually do MMR or p53 for breast cancer.”
And herein lies the difficulty: How can pathologists use a single HER2 reporting template when they’re also adding other markers for a specific tumor type?
Even if there were a single synoptic report, Dr. Turashvili adds, other problems lie in wait. It’s not unusual to use numerous criteria—a colorectal cancer specimen might involve use of both gastric and HERACLES criteria, for example—depending on what therapy the clinician is considering. What would be the best way to incorporate different criteria?
These are open questions, she says. “We are working on it. I don’t know what the answer is right now, or what we’re going to come up with.” One possibility could be using an internal template, with options for using different scoring systems. “Then, in theory, we could build tumor-specific synoptic reports where you take the section that is applicable to your tumor type. But even that becomes challenging,” she acknowledges.
Is it a realistic goal to develop a single synoptic templat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all the time?
“There probably is a way,” she muses. “And there is a need for it. It’s good to have a harmonized, standardized system, but it should not be at the expense of losing all the subspecialty-specific, subtle details that need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port. I’m optimistic we will come up with something that works.”
A first step and future updates
The guidebook is, like the first moon landing, a giant leap. It’s the first product developed by the Biomarker Reporting Project Team; Dr. Turashvili suspects this may be the first publication that summarizes HER2 reporting for different solid tumor types.
Future iteration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ebb and flow of research advancements, which are unpredictable.
“Usually it takes time between one big trial and the next,” she says. “But you never know. Things have been moving really fast lately.” It’s possible, if there is another groundbreaking trial similar to DESTINY-PanTumor, “we would absolutely need to update this.”
Apart from that, “There is no plan to update it regularly,” she says, but rather, “as soon as there are important changes that make what we say in this guidebook incorrect.”
Karen Titus is CAP TODAY contributing editor and co-managing editor.
Amy Carpenter is a writer for CAP TODAY.